人类只有在开始感觉到能够从对自然的全面依赖中解放出来时，才可以幻想主宰自己的命运。
作为土著的芬兰人和土耳其人把农耕当作副业，主业则是在森林渔猎和在草原畜牧。俄罗斯人则与之不同，他们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严重依赖农业，这也许是俄国历史一系列问题的最基本原因。
混生林地区是俄罗斯国家的摇篮，就如同勃兰登堡对德国的意义，法兰西岛对法国的意义一样。
俄国农业的历史就是一部土地被无情剥削、没有得到应有的滋养，如此直到被消耗殆尽的历史。
“在一个粮食产出率相当低的国家是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商业和交通的。”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也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生活。
从考古证据来看，诺曼人在俄罗斯主要居住在四个地区：一是里加湾沿岸地区，二是拉多加湖区和沃尔霍夫河地区，三是斯摩棱斯克以东地区，四是伏尔加河上游和奥卡河之间的平原地区。此外，诺曼人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定居点，基辅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所有四个主要的诺曼人定居点均位于连接波罗的海与里海、黑海之间的商贸路线上。诺曼人在其传说中称呼俄罗斯为“加尔达里基”(Gardariki)，意思是“要塞之疆”。
事实上，很难证明，俄罗斯不能沿着德意志或意大利式的道路发展，在完全离析的状态下步入现代。
在莫斯科看来，真正的主权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必须源自古老的血统；必须是通过世袭权登上王位的；必须不受制于任何其他权力，不仅是内部的，外部的也是如此。
没有什么比证明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都是必然更容易的了。况且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满足的过程，因为这似乎是在证实一种观点，即所有的事情都是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这能够令普通人感到欢欣鼓舞，亦能够使更优秀的人得到满足。然而，“历史必然性”这个概念中包含着一个缺陷：它在回顾的时候才适用，即对于历史的书写者而非创造者来说它才是适用的。
但是不以法律为基础的自由是无法进化的，并会逐渐走向自身的对立面。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否定行为，其中隐含着对共同义务的否定，或者甚至是对持久的人际关系的否定。
《旧制度下的俄国》理查德·派普斯
这些河流中绝大多数沿着南北轴线方向流淌，要么流入波罗的海和北冰洋，要么流入黑海和里海。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北德维纳河（Northern Dvina）和伯朝拉河（the Pechora）等向北流淌，而其他河流，特别是德涅斯特河（Dniester）、布格河（the Bug）以及较大的第聂伯河、顿河和伏尔加河则向南流淌。第聂伯河与顿河流入黑海，伏尔加河流入里海。西伯利亚诸河流，如巨大的鄂毕河（the Ob）与叶尼塞河，以及水流湍急的勒拿河（the Lena）、印迪吉尔卡河（the Indigirka）、科雷马河（the Kolyma）等注入北冰洋。阿穆尔河（the Amur）是个例外，它向东流入鞑靼海峡（the Strait of Tartary），其大部分河段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界河。在位于中亚的西伯利亚南部地区，阿姆河（the Amu Daria）和锡尔河（the Syr Daria）都向西北注入咸海，虽然阿姆河曾经是流向里海的。位于欧洲俄罗斯西北部的低矮的瓦尔代山（Valdai）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第聂伯河与伏尔加河以及西德维纳河（the Western Dvina）与洛瓦梯河（the Lovat）的源头就在这里。
俄罗斯的主要湖泊包括位于欧洲部分的拉多加湖（Ladoga）和奥涅戈湖（Onega），以及位于西伯利亚的巨大而极深的贝加尔湖（Baikal）。
在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和中亚地区繁荣起来的文化仅仅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边缘性的影响，这些地区只是在19世纪才成为俄罗斯国家的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前期（35 000年至10 000年之前），俄罗斯平原上就存在着狩猎—采集者群体，发现了工具、武器、猛犸象骨搭建的住处、珠宝饰物和艺术（可能是圣物）的存留。
公元前4000年，南俄罗斯新石器文化就在第聂伯河、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逐渐发展起来。
同一时期，一种使用金属的文化在高加索山区北部的库班河（the Kuban）流域发展着。
金麦里人（Cimmerians）通常被认为是此地最早使用铁器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色雷斯语（Thracian）这一分支，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统治着南俄罗斯。他们的版图曾一度深入至高加索。
斯基台人击败了金麦里人，摧毁了他们的国家。斯基台人来自中亚，操某种伊朗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种族构成中显然也有某些蒙古人的成分。他们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着南俄罗斯，从多瑙河延伸至顿河，从黑海北岸扩展到内陆腹地。版图最大时，西部疆域深入到多瑙河南部，中间穿越高加索，其东部疆域则深入至小亚细亚。
斯基台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是卓越的轻骑兵：使用马鞍，用弓箭和短剑进行战斗，以机动和规避为基础战术。斯基台人在南俄罗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并且在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内给该地区带来了稳定。
斯基台人最终被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击败并取代。萨尔马特人是又一波来自中亚并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使用马镫、盔甲、长矛和长剑。萨尔马特人分为几个部落，其中的阿兰人（the Alans）在数量上和力量上都居于领先地位。今天居住在高加索中部的奥塞梯人（Ossetians）便是阿兰人的直系后裔。萨尔马特人对南俄罗斯的统治从公元前3世纪末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初。
伊朗因素是由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自己带来的。他们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习俗、颂扬战争的宗教、全新的装饰艺术风格也即人们所熟知的斯基台动物风格以及总的说来雄浑有力且形式多样的艺术和手工艺，后者特别体现在金属制品方面。
希腊文明主要是通过希腊的殖民地传播到该地区的。这些殖民地最初是为了捕鱼而建立的，包括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的奥尔比亚、位于克里米亚（Crimea）、临近今日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topol）的契尔索尼苏斯（Chersonesus）、顿河河口的塔奈斯（Tanais）以及分别位于刻赤海峡（the Strait of Kerch）两岸的潘第卡帕乌姆（Panticapaeum）和帕纳格里亚（Phanagoria）。希腊人从事各种贸易，尤其重要的是把南俄罗斯的谷物输出到希腊。刻赤海峡附近的几个殖民地享有特别优越的贸易和防御地位，它们构成了博斯普兰王国（the Bosporan kingdom）的核心，该王国以及南俄罗斯的其他希腊中心于公元前1世纪都臣属于本笃王国（Pontus）的米特里达梯大帝（Mithridates the Great）。
萨尔马特人在黑海北部大草原的统治被哥特人（Goths）粉碎了。这些日耳曼入侵者发源于北方的波罗的海地区，向东南方向侵掳。在南俄罗斯，他们分裂为西哥特人（Visigoths）和东哥特人（Ostrogoths），后者最终在赫曼里克（Hermanric）的统帅下建立了一个东到黑海西至波罗的海的大国。但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哥特时期（从公元200年至公元370年）随着来自亚洲的新入侵者匈奴人（Huns）的出现而突然终止了。
匈奴人在公元370年左右突然出现在哥特人面前，经由古老而著名的草原路线从中亚大规模迁移至南俄罗斯。这支突然闯入欧洲历史的大军构成并不单纯，他们是操突厥语（Turkic）的民族，还混有大量的蒙古人和芬兰乌戈尔人（Ugrian）。451年，匈奴人进入法国，在夏朗（Chalons）一役中受挫。他们侵入了意大利，据传只是由于教皇列奥一世（Leo Ⅰ）对其领袖阿提拉（Attila）的影响，才使罗马幸免于难。随着阿提拉在453年的突然死亡，组织不善的匈奴国家顷刻间就崩溃了。它的后继者包括保加尔人（the Bulgars）的庞大游牧部落，以及乌提古尔人（the Utigurs）和库特里古尔人（the Kutrigurs）等较小的游牧部落。
侵入南俄罗斯的下一波入侵者也是由来自亚洲的、操蒙古语和突厥语的、相对原始的民族组成的阿瓦尔人（the Avars）。他们于公元558年侵入，其国家在俄罗斯持续了约一个世纪，他们建立的政权的寿命则有250多年。在其权力鼎盛时期，阿瓦尔人统治着从东俄罗斯至多瑙河平原的整个地区，首都位于多瑙河平原上。阿瓦尔人的军队一度威胁到拜占庭，还对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及其帝国发动过几次大规模战争，但没有取胜。
7世纪，一支新的力量出现于下伏尔加河、北高加索及俄罗斯草原的东南部，这就是可萨人（the Khazar）的国家。在可萨人的压力下，保加尔人急剧地一分为二：一支最终在巴尔干地区定居下来，被周围的斯拉夫人所同化，今天的保加利亚就得名于这一支保加尔人；另一支向东北方向退却，最终在伏尔加河与卡马河（the Kama）的交汇处建立了国家，定都大保加尔城（Great Bulgar）。乌提古尔人和库特里古尔人则退至亚速海沿岸和顿河河口一带。
可萨人也是来自亚洲的操突厥语的半游牧民族，他们的主要城市有距伏尔加河河口不远的首都伊蒂尔（Itil）、萨曼达尔（Samandar）、萨尔克尔（Sarkil）等。在8世纪和9世纪，可萨人自己皈依了犹太教。可萨人还被认为是第一批建立了常备的雇佣军的民族之一。各种各样的大规模商业交往也在其北边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的国家中得到了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东斯拉夫语：通常被简称为俄罗斯语（Russian）的大俄罗斯语、乌克兰语以及白俄罗斯语。斯拉夫语族的其它分支有西斯拉夫语支和南斯拉夫语支；前者包括波兰语和捷克语，后者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和保加利亚语为代表。而斯拉夫语族又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包括今日仍在使用的欧洲大部分语言和亚洲的一部分语言，除斯拉夫语族之外，还包括条顿（Teutonic）、罗曼（Romance）、希腊、波罗的、凯尔特（Celtic）、伊朗、印度、亚美尼亚以及色雷斯—伊利里亚（Thraco-Illyrian）等语族。金麦里人属于色雷斯—伊利里亚语族，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属于伊朗语族，哥特人属于条顿语族，又叫日耳曼语族，希腊人是希腊语族的伟大代表。早期俄罗斯历史既受到其他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影响，例如波罗的海地区的立陶宛人，也受到一些非印欧语系集团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不同的突厥部落、蒙古人以及芬兰乌戈尔人。
尚存的关于斯拉夫人的最早的书面记载的作者是古典时代的经典作家，包括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和塔西佗（Tacitus）。后来的重要记述的作者包括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洛科比乌斯（Procopius）和哥特人约尔丹（the Gothic Jordanes）。最经常被用来表示斯拉夫人的术语曾经是“维涅德人”（Venedi）和“安特人”（Antes），其中后者意指东斯拉夫人。
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曾在布格河河口的希腊殖民地奥尔比亚（Olbia）度过了一些时日，并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草原地区及其居民的颇有价值的记录。
《俄罗斯史（第八版）》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
科米人信奉一个叫做“沃尔萨”（Vorsa）的森林巨人。他们还有一个称为“奥特”（ort）的“活的幽灵”，他们相信这个幽魂会跟随自己一生，并在死前向他们显现。他们向风神和水神祷告；他们会对着火焰说话，就好像在跟一个活人讲话一样；他们的民间艺术依然有崇拜太阳的符号。有些科米人告诉康定斯基星星是被钉在天上的。
康定斯基对科米地区的探索不只是一次科学的求索，也是他的一次寻根之旅。康定斯基家族的姓氏来自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附近的孔达河，他们于18世纪到此定居，祖上是来自蒙古阿穆尔河沿岸的通古斯人部落。康定斯基对于自己蒙古人的外貌十分自豪，他常常称自己为17世纪通古斯酋长根忒木尔的后裔。18世纪，通古斯人向西北迁徙到鄂毕河和孔达河流域。他们与奥斯蒂亚克人和乌戈尔人相融合，这些部落在乌拉尔山脉的西麓与芬兰人和科米人从事贸易活动。康定斯基的祖先就是这些商人中的一员，他们后来逐渐与科米人通婚，因此康定斯基也可能拥有科米血统。
俄罗斯家庭外套衣袖上的纹饰就是来自蒙古人的遗产，比如随处可见的马刀、弓箭、月牙和八角星。
蒙古人的后裔主要分为四个族群。首先是13世纪跟随成吉思汗的军队横扫俄罗斯、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随着15世纪伏尔加河畔金帐汗国的瓦解，他们在俄罗斯定居下来。这个族群涌现过诸多俄罗斯历史名人：作家有卡拉姆津、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和阿赫玛托娃；哲学家如恰达耶夫、基列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政治家例如戈东诺夫、布哈林和图哈切夫斯基；作曲家例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第二个族群是从西方来到俄国的突厥人：来自意大利的丘特切夫家族（Tiutchevs）和契切林家族（Chicherins）；或者18世纪从波兰来的拉赫玛尼诺夫家族。甚至库图佐夫家族都有鞑靼人的血统（“qutuz”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狂怒”或者“疯狂”）——伟大将军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一向被视为纯正俄罗斯人的英雄，由此看来颇有几分讽刺。
第三类是混合了斯拉夫人和鞑靼人血统的家族。其中一些是俄国最显赫的贵族世家：舍列梅捷夫家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和罗斯托普钦家族，尽管更多的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例如果戈理，他的家族就混合了波兰和乌克兰血统，但他们与突厥的古戈尔人（Gogels）有相同的祖先，他们的姓氏来自楚瓦什语“gogül”——一种草原上的鸟类（果戈理一些类似鸟类的外貌特征广为人知，尤其是他的鹰钩鼻）。
最后一类是将姓氏改为更接近突厥语发音的俄罗斯家族，他们更改姓氏的原因要么是与鞑靼人通婚，要么是在东部购买了田产，为的是和当地部落更好地相处。例如俄罗斯的韦利亚米诺夫氏，就将他们的姓氏改为突厥语“Aksak”（来自“aqsaq”一词，意为“瘸子”），以便于他们从奥伦堡附近的巴什基尔人手中购买大量的草场：斯拉夫人中最伟大的家族阿克萨科夫就这样诞生了。
屠格涅夫的名字来自蒙古语中tiirgen一词，意为“敏捷”；布尔加科夫来自突厥语bulgaq，意为“挥舞”；戈东诺夫来自蒙古语Godon，意为“莽夫”；科萨科夫来自突厥语gorsaq，意为一种草原上的狐狸。
蒙古人有成熟的行政管理和税收体系，俄罗斯国家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组织架构，俄语中许多来源于鞑靼语的词汇，例如“dengi”（金钱）、“tamozbna”（海关）和“kazna”（国库）。在金帐汗国首都萨莱（靠近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畔）附近的考古发现显示，蒙古人已经有能力建设大型城镇，城中包括宫殿和学校、规划完整的街道和水利设施、手工工坊和农场。
在俄国南部和伏尔加流域的地图上，许多地方依然标注着鞑靼语名字：奔萨（Penza）、切姆巴（Chembar）、阿尔德姆（Ardym）、阿尼贝（Anybei）、克夫达（Kevda）、阿尔达托夫（Ardatov）和阿拉特里（Alatyr）。
许多俄语中的基础词汇都来自鞑靼语——马（loshad）、市场（bazar）、谷仓（ambar）、箱子（sunduk）以及数以百计的其他词汇。外来的鞑靼语词汇主要是商业和行政类用语，而这两个领域基本上被金帐汗国的后裔所掌控。
突厥语也对民众的语言产生了影响——或许最为明显的是表示日常行为意图的口头禅“davai”：“davai poidem”（走吧，出发吧）、“davai posidim”（来吧，咱们坐下）以及“davai popem”（走吧，咱们喝酒去）。
俄罗斯服装的很多元素也有亚洲渊源——这一事实反映在俄语中，许多与衣服相关的词汇都来自突厥语，比如“kaftan”（土耳其式长衫）、“zipun”（一种轻薄的外套）、“armiak”（一种厚重的外套）、“sarafan”（俄国传统裙装）和“khalat”（中亚传统长袍）。甚至沙皇的王冠或帽子（Monomakh）——传说承袭自拜占庭帝国——也很有可能是来自鞑靼人。俄国的饮食也受到东方文化的深远影响，许多俄罗斯特色食品，比如抓饭（plov）、鸡蛋面（lapsha）和奶渣（tvorog）都来源于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一些饮食习惯，比如俄国人对马肉以及发酵的马奶（koumis）的热衷，毫无疑问是蒙古部落流传下来的。
哈萨克人的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系蒙古人——在15世纪时脱离了金帐汗国，在被自己的对手准噶尔人和乌孜别克人赶出最肥美的草场之后，逐渐向俄国人靠拢。乌孜别克人也在15世纪脱离金帐汗国，定居下来，在肥沃的费尔干纳平原过起农耕生活，继承了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之间富庶的古伊朗城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乌孜别克族国家布哈拉、希瓦和浩罕，并与沙皇建立了贸易关系。卡尔梅克人是西蒙古人的一支（Oriats），金帐汗国覆灭后，脱离蒙古军队留在俄罗斯大草原（卡尔梅克人的名字来源于突厥语Kalmak，意为“留下”）。在其他部落的驱赶之下，他们向西迁徙，带着自己的牲口定居在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后来成为俄国骑兵所用马匹的主要供应者。俄国垦居者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将卡尔梅克人逐出了伏尔加草原，但仍有一些留在俄国，从事农业生产或者贸易，并皈依了东正教。列宁就是其中一支卡尔梅克人的后裔。
例如在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王子》中，“鞑靼人之舞”中所用的一段用来表现东方音乐精髓的花腔，实际上就是从楚瓦什人、巴什基尔人、匈牙利人、阿尔及利亚人以及阿拉伯人的音乐中借鉴而来的，其中甚至包括美洲奴隶的歌谣。
远在俄国人从民族学的角度认识自己的殖民地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文学和艺术上创造了它。
甚至是威廉二世，这位最好战的德国皇帝，在1897年韦列夏金在柏林的展览上对他说：“你的画作是防止战争最好的保证。”
《娜塔莎之舞: 俄罗斯文化史》 (英) 奥兰多·费吉斯
它们讲述关于外国人和有奇风异俗世界的没有时代背景的故事，却没有告诉读者那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引领众人，了解流逝的过去如何发展成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在，或者说已经成为过去的现在。
了解这些在文化上和历史上有异于我们的国家——而不是贴上“邪恶帝国” “基要主义者”和“恐怖分子”的标签以掩饰我们的无知，是非常急迫的事情。最大的傲慢其实就是问为什么“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未加质疑就轻易接受我们文化上的偏见，且将问题简单地归纳为“哪里出了问题”。
咖啡在15世纪中后期就成为了奥斯曼人热爱的饮品。传说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后，维也纳人在被抛弃的奥斯曼营地发现了许多包咖啡，一位波兰士兵利用这些咖啡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馆。但目前的考据证明，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是由亚美尼亚人在1685年开始经营的。
在《波扎雷瓦茨条约》签订后至“帕特罗讷”哈利勒叛乱之间的郁金香时代，奥斯曼宫廷与社会陷入对郁金香花的狂热，郁金香成为奥斯曼花园与宫室必不可少的花卉，郁金香花纹也成为奥斯曼建筑、瓷器、服饰中常见的装饰。
习惯上，奥斯曼帝国的研究通常截止于苏丹制被废止的1922年，或者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1923年，又或者是连哈里发制度也被废止的1924年。我选择将研究时限延伸到共和国时期的1927年，这一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发表了一篇伟大的演讲，诠释了他在推翻帝国及建立共和国中扮演的角色，并阐释了他的抱负，即对未来的梦想。
1928年，它把文字中的阿拉伯字母替换成了许多西方国家使用的罗马字母，剥夺了人民轻易阅读长年累积保留下来的文学和历史作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为了让词汇更土耳其化，它也有计划地删除了带有阿拉伯和波斯渊源的词汇，这是奥斯曼土耳其语的两个重要源头。而如今奥斯曼土耳其语已经像“死语言”拉丁语般濒临灭绝。
1071年，在他们的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的带领下，塞尔柱突厥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凡湖之北大败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戴奥吉尼斯亲自率领的拜占庭军队，这就是曼齐刻尔特战役。一条土库曼移民西迁的畅通无阻的大道就此打开。
在阿尔普·阿尔斯兰的继任者们的带领下，塞尔柱人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将他们的根据地建立在离君士坦丁堡不远的伊兹尼克（尼西亚），直到1097年该城被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攻陷，方才搬迁至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科尼亚（以哥念）。大约在同一时期，达尼什曼德埃米尔国的势力比塞尔柱人更强，控制着安纳托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广袤土地；在东北部，萨尔图克王朝则占据着埃尔祖鲁姆，而门居切克人则统治着埃尔津詹；东南部则是在迪亚巴克尔（阿米德）的阿尔图克人的领土。土库曼人迁徙的目的地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文化与民族构成很复杂，除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外，还有世居此地的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及犹太人。拜占庭在西边，奇里乞亚及叙利亚北部的则是亚美尼亚人和十字军国家，南方则是立都开罗的伊斯兰国家马穆鲁克王朝。
1176年，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在密列奥塞法隆大败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的军队，并将之驱赶至安纳托利亚西南地区的埃利迪尔湖。土库曼人的领土不再局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后，他们开始朝海岸地区拓展，获得了进入环绕在国土四周的海上商路的入口。
自从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们攻陷劫掠，接着又经历了从1204到1261年的拉丁占领，拜占庭帝国的荣景一去不复返。14世纪初叶，拜占庭帝国版图已经仅剩君士坦丁堡、色雷斯、马其顿、今日希腊的大部分，以及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一些堡垒和安纳托利亚海港。
1243年，蒙古大军在安纳托利亚中北部邻近锡瓦斯的克塞山击溃塞尔柱军队，也宣告了罗姆苏丹国独立地位的终结。科尼亚曾经权倾一时的苏丹，如今却沦落到向远在亚洲内陆哈拉和林的蒙古可汗进贡称臣的地步。
在南部的安塔利亚（阿达利亚）附近的是帖克埃米尔国，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是门泰谢，北部则是艾登。以伊斯帕尔塔为据点的则是内陆的哈米德埃米尔国，萨鲁汗则以马尼萨为首都，北方紧邻达达尼尔海峡的是卡雷西埃米尔国。格尔米扬的首都在屈塔西亚，而安纳托利亚中北部地区则为桑达尔王朝。卡拉曼埃米尔国占据了安纳托利亚中南部地区，最早建都于托罗斯山深处的埃尔梅内克，之后迁至卡拉曼，最后定都前塞尔柱罗姆苏丹国的首都科尼亚。到了14世纪中叶，拉马赞埃米尔国以阿达纳为核心在奇里乞亚建立了家园，东北方邻近的杜尔卡迪尔埃米尔国则以埃尔比斯坦为首都。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与拜占庭残存领土相邻的是奥斯曼埃米尔国，即我们所认知的奥斯曼人。
1239至1240年，我们听闻过格尔米扬王朝，远早于奥斯曼大战拜占庭的1301年。而得名于卡拉曼贝伊的卡拉曼王室则出现在1256年。
土库曼诸王朝的建造活动可以见于遗留下来的刻有日期的碑文：从小国埃什雷夫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部贝伊谢希尔湖区的清真寺可以看出，它建于伊斯兰教历696年（公元1296至1297年）；从安卡拉市已经拆毁的克泽尔贝伊清真寺可以看出，它里面的讲坛曾经被格尔米扬的统治者在伊斯兰教历699年（公元1298至1299年）修葺过。根据碑文和地基，卡拉曼首领马哈茂德贝伊在埃尔梅内克建造的大清真寺始建于伊斯兰教历702年（公元1302至1303年）。奥斯曼可考据的最早建筑是伊兹尼克的哈吉·厄兹别克清真寺，地基上铭文的日期是伊斯兰教历734年（公元1333至1334年）。
现存最古老的奥斯曼钱币铸造于1326至1327年，即铸于奥斯曼死后，有人认为，这可以视为奥斯曼最早脱离伊利汗国，成为独立国家的时期。
从15世纪初叶起，与奥斯曼竞争的国家有帖木儿帝国，以及在奥斯曼部落参与的移民潮之后向西迁徙的土库曼部落同盟白羊王朝。奥斯曼人有着中亚突厥乌古斯人的血统，及大名鼎鼎的祖先先知挪亚，传说他把东方的土地给了他的儿子雅弗。
1351至1355年之间，热那亚和威尼斯卷入一场争夺有利可图的黑海贸易的战争之中。其实在1204年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威尼斯就取得了亚速海最东北端的塔纳（亚速）作为殖民地，热那亚亦于黑海之滨建立了包括克里米亚的卡法（费奥多西亚）在内的数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是向西输出诸如毛皮、丝绸、香料、宝石和珍珠等原料的枢纽。
在奥斯曼进攻鲁米利亚（这是奥斯曼人对巴尔干半岛的称呼，意思是“罗马人的土地”）时，有四个穆斯林家族战功彪炳，他们是埃弗雷诺斯家族、米哈尔家族、图拉罕家族及马尔可齐家族。其中，前两个家族原来都是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基督徒战士，他们随着奥斯曼人越过海峡攻城略地，打到色雷斯，并且改信伊斯兰教，而马尔可齐家族通常被称作马尔可维齐，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基督徒；至于图拉罕家族源自何地则不得而知。
罗得岛上的耶路撒冷医院骑士团是这个地区的另一股军事力量。他们是12世纪十字军东征中在耶路撒冷成立的一个军事修会。1187年耶路撒冷落入穆斯林手中后，他们在阿卡驻守了一个世纪，因阿卡于1291年沦陷，他们被迫迁至塞浦路斯，到了1306年才以罗得岛为大本营。14世纪的最后几年，医院骑士团意欲占领伯罗奔尼撒，在1397年从摩里亚的专制君主西奥多手中取得科林斯，并保证他们会阻挡奥斯曼人来自北方的进攻。他们在1400年控制了米斯特拉斯（摩里亚的首都），但是他们对米斯特拉斯的占领引发了暴乱，到了1404年，骑士团同意撤离。
“我们这些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远离我们正在卷入的这个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任何东西，不与这些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受过的教育不允许我们做这种事情，我们也无法享受它，何况那也不是我们的天性。但是这个可怕的压迫性时代并不会放过我们。要怪就得怪当前的情势，更别提这都是那个人（指巴耶济德一世）的错。”
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就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土耳其共和国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主权，其领土局限于国际认可的边界范围内。早在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共和国的拥护者就已经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仅保留其作为哈里发的宗教职责；1924年3月3日这一职务也被废除。随之，他们也就抛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正在塑造的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基于帝国政治与天赋神权的。
1927年10月15至20日之间，穆斯塔法·凯末尔在议会发表了冗长的演说。这场演说在土耳其无人不知，泛以“那个演说”称之。他在演说中阐述了他们这代人为什么拒绝承认奥斯曼帝国那段陈腐而无益的历史。凯末尔在掌权的头几年里致力于一系列的改革——他称之为“革命”，用以帮助土耳其人民摒弃前朝的帝国传统，摆脱神职人员的苛政，拥抱现代世界。
《奥斯曼帝国：1299-1923》 卡罗琳·芬克尔 邓伯宸 徐大成 于丽 译
意大利的每个城市几乎都习惯于产生天才，随后又将其驱逐出境。
勒南（Renan）称他为“第一位现代人”，因为他“启发了浸淫在拉丁文化中的西方人，让他们对古代文化产生亲切的感情”。这并不适合当作“现代”一词的定义，它并非仅仅是古典世界的再现，而是以自然取代超自然，来作为人类关心的焦点。就此意义而言，彼特拉克也配得上这个附在其名字之后的形容词“现代”；因为他虽然很虔诚，有时会为来世而忧虑，但他对恢复古物的兴趣则培养了文艺复兴时代重视人和现世、重视合理的享乐及以人类全体的光荣取代个人之不朽的观念，并改变了他自己对于中世纪的观点。在他的对话录《沉思录》（De Contemptu Mundi）里，他让圣奥古斯丁对此详加说明；但在这些想象的对话中，他使自己成为世俗文化和尘世声名的维护者。虽然但丁死时，彼特拉克已17岁，但一道深渊却划分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一般人都同意他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第一个以简洁有力的文辞来表示人类有权去关心他自己的生活、去享受和赞美生活的完美，去劳动以便有功于后代子孙的思想者。他是文艺复兴之父。
崇高理想的破灭是令人惊奇和惋惜的。权力就像自由，只有审慎的智慧才能应付其考验。
…到最后，他仍保持自负的态度，但他所自夸的不是外表，而是其成就，不过这只是圣徒才能避免的过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享受赞扬和喝彩，渴求声名和文学上的不朽。因此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他就敲击了被持续得最久的音符中的一个音符——对光荣的渴求。正如伊拉斯谟对于路德的粗野会战栗一般，他对但丁的残暴也会震颤，他自己现在精神上是半个法国人，因此他太过于温文有礼，以致不敢诅咒这半个世界；他缺乏使意大利奋起或毁灭的热情。
要做一个大作家，他必须对形、声、自然界、男女之美有感受力；也就是说，他必须比我们大多数人更能忍受世界的噪音和丑陋。
要爱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城是很困难的，因为其在工业和政治方面是如此的困苦和艰难；要钦佩它却很容易，因为其将财富贡献于美的创造。
人们的美感和古代的希腊人或现代的法国人一样敏锐，他们将公共或私人的钱财花在建筑、雕刻和绘画上，以美化市容，也花钱在其他许多较不重要的艺术上，以装饰家园的内部。
…而且根据时代精神通过了一道法令：“该钟塔在手艺之庄严、高贵和优越上，要建得即使是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在其伟大的巅峰时也无法超越的地步。”
接受了好几个教会的教俸，他富裕得足以轻视财富，而且因胆小只喜欢过文人的生活：
再也没有比笔更为宜人、更轻的负担了；其他的乐趣，当它们迷人时，使我们失败，使我们受伤，但我们提笔则高兴，搁笔则满足；因为它有力量帮助其领主、主人和许多其他的人，甚至帮助那些几千年后尚未出世的人们……正如尘世的乐趣没有一样比文学更为崇高，也没有一样比文学更有持久性，更为温柔，更为忠贞；没有一样东西能以如此小的努力或忧虑作为代价，而能在生命的变迁中，从头到尾地陪伴着其主人。
《文明的故事5：文艺复兴》
宗教是知识界最后才开始了解的东西。年轻时，我们可能以一种自豪的优越感，对受人珍视的宗教加以轻视；在疑惑之年，却眼见它在一个世俗科学化的时代里，竟能繁荣发展，且又历经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卢奇安（Lucian）、马基雅维利、休谟（David Hume）与伏尔泰等人的致命打击之后，还能悠悠复活，我们确实惊异。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这种恢复力的奥秘究竟何在？
无人能知其原因或命运的宇宙，不啻是一所知识的监狱；我们总愿意相信这一出伟大戏剧有一个公正的创作者和一个高远的目标。
《文明的故事6：宗教改革》 威尔·杜兰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