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心理学家把智力描述为“能够从经验中学习或受益的能力”。也有人把智力定义为“能够习得能力的能力”。我们引以为傲的洞察力，曾被定义为无须经过不断试错学习而突然产生完整解决方案的认知能力。“心智理论”——一种理解其他个体思维或知识的非常微妙的能力。
也许“天赋”是一个更好的词汇。“天赋”（genius）一词，与“基因”（gene）同出拉丁文一源，意思是“某人与生俱来的品质，内在的能力或倾向”。而后，“天赋”指天生的能力，最终其含义变为“非凡的才能，天生或者后天习得”。该意义在英国作家约瑟夫·艾迪生1711年的散文《天赋》中首次出现。晚近时期，“天赋”一词被定义为“恰恰能做好他者做不好的事情的能力”。这是一种非凡的心理技能，无论是和同类还是和异类相比。
本书中，“天赋”被定义为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能力——“领悟”周遭环境，理解事物，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换句话说，“天赋”即具备敏锐而灵巧的洞察力，能够应对诸多环境和社会挑战，很多鸟类似乎都能充分地满足这一定义。这通常意味着创新性的行动——比如利用新的食物来源，或者试图主动发掘食物来源。
鸟类与我们的灵长类近亲的根本区别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制造工具、文化、推理、记住过去、规划未来、换位思考、相互借鉴。人类引以为傲的许多智力象征，都或多或少地在鸟类身上有所体现，鸟类智力以独立而巧妙的方式与人类共同演化。
人类和鸟类在生物学上的相似性比许多人所想的更多。大自然很擅长创造信手拈来的事物，它会保留各种有用的生物特性，对它们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生存挑战。造成人类和其他物种分化的许多改变并非来自新演化出来的基因或细胞，而是源自现存的基因或细胞的细微变化。这一生物学上的共性让我们能够以其他生物作为“模型系统”来理解人类大脑和行为——无论是研究海兔的学习过程，还是斑马鱼的焦虑，或者边境牧羊犬的强迫症。
所谓的“动物认知”的定义通常是“动物取得、处理、储存并使用信息的任何一种机制”。一般来说，它指的是与学习、记忆、感知和决策相关的一些机制。认知分成高阶和低阶两种，举例来说，洞察力、推理能力、规划能力都被视为高阶认知能力，低阶认知能力则包括注意力和积极朝着目标前进的能力等。
在“多元智能”理论中，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将人的智能分成八种，认为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这八种智能分别是身体、语言、音乐、数学或逻辑、对大自然的感应（对大自然的感觉很灵敏）、空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和某一特定地点的联系）、人际（能体会别人的感受并能和他们愉快地相处），以及自我认知（了解并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智力是一种非常全面的能力，包括推理、规划、解决问题、抽象思考、理解复杂的概念、迅速学习，以及从经验中学到东西等各方面的能力。
《鸟类的天赋》
“哺乳动物和鸟类拥有各自的行为模式。”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在大脑方面的区别，一位科学家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这是获得高超智力的两种方式。
但鸟类的行为远不只是一种独特的大脑神经元连接模式，它还是飞行、卵生、羽毛和鸣唱等一系列特殊的现象。它是山刺嘴莺(Acanthiza katherina)的素色羽毛，是印缅寿带(Terpsiphone paradisi)的超长尾羽，是华丽琴鸟(Menura novaehollandiae)的非凡独唱，是蔓丛苇鹪鹩(Cantorchilus zeledoni)的完美和声，是鹗(Pandion haliaetus)向大海俯冲的迅猛，也是鹭鸟盯着水面的平静与耐心。
我们用猫头鹰或百灵、天鹅或丑小鸭、老鹰或鸽子、好蛋或坏蛋来形容自己。我们用沙锥(snipe)和松鸡(grouse)来表达诽谤和埋怨；而哄骗(cajole)一词则源于法语词根，意思是“像松鸦一样喋喋不休”。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我们是渡渡鸟(Raphus cucullatus)、小鸟崽儿、鹦鹉、骄傲的孔雀；我们用鸽子来比喻密探(stool pigeon)，用鸭子来比喻易受攻击的对象(sitting duck)；文艺痴迷者被称为“文化秃鹫”(culture vulture)，而获取不良资产的人则是“秃鹫资本家”(vulture capitalist)；“比翼鸟”(lovebird)用于形容恩爱的情侣，“挂在脖子上的信天翁”(an albatross around the neck)用于形容烦人的负担；“大雁的追逐”(wild goose chase)指的是徒劳无功的事情，而杜鹃(cuckoo)则指不断的重复；人们像雏鸟般一丝不挂，或像成鸟般羽翼丰满；“空巢者”(empty nester)和“没有春天的鸡”(no spring chicken)都是形容老人；我们可以是早起的鸟儿，也可以是笼中的鸟、稀有的鸟、古怪的鸟。
正如生物学家E.O.威尔逊曾说过的，当你看见一只鸟时，它并不代表所有的鸟。
《鸟类的行为》[美]珍妮弗·阿克曼
现代认知生态学认为，智慧是由动物日常生活所面临的种种生存需求塑造出来的。因此，有些鸟类能够记住它们把成千上万颗坚果和种子埋在了哪里，以便能在漫漫严冬中果腹；会打洞的啮齿类动物能够在两天之内将由数百条通道构成的复杂地下迷宫了熟于心；鳄鱼能够镇定地顶着树枝来到苍鹭筑巢地的下方，然后趁粗心的鸟儿俯冲下来收集筑巢材料时猛扑过去。
作为鳄科动物行为及认知领域的专家，作家、生物学家弗拉基米尔·迪内兹说：“通常人们提到‘智力’一词时，指的是‘能像我一样思考’。”这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智慧观。
《鱼什么都知道》
我认为科学不是客观的、一定获取真理的机器，而是一种典型的人类活动，从事科学的人受情感、希望和文化偏见的影响。思维的文化传统对科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通常也决定了猜想的思路，尤其在没有材料限制人们的想象或猜想时，更是如此。渐变论者认为所有的变化一定是平稳、缓慢、稳定的，这种观念并非通过对岩石中资料的了解得出来的。渐变论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偏见，部分是19世纪自由主义对处于革命状态的世界的反映。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元素可能是在宇宙大爆炸的最初几分钟内形成的，在接下来的上百亿年里，物质的变化只不过是在剧烈条件下创造出的元素的重新组合。生命的产生当然不像元素的产生那么迅速，但是我想，比起生命存在的时间来，生命产生经历的时间只是很短暂的一瞬间。
《熊猫的拇指》
不过，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雪莱那首著名的哀歌，《恐龙颂》（Ode to a Dinosaur）：
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我遇见一位旅人，
他说，两条巨大的石腿站在沙漠中央，
没有躯干……旁边的沙地上，半掩着破碎的面庞，
那蹙起的眉，抿着的唇，嘲弄的神情仿佛在下达冰凉的命令，
雕塑者显然很好地读解了它的激情。
曾被那只手把玩，曾被那颗心哺育，
如今那激情仍存，铭印在这无生命的东西上；
基座上显出这些字：
“我乃奥兹曼迪亚斯，万王之王：
功业盖世，天公折服！”
除此之外，荡然无物。
庞然毁朽的废墟周围是无边的荒凉，
唯有寂寂平沙伸展向远方。
而且，在数亿年这样的时间尺度上，地质学上被命名的那些地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时间的指纹。圣地亚哥岛的熔岩荒原的卓异之处在于，这些指纹的时间尺度正是我们人类在生活中熟悉的那个时间尺度，是乐曲音符的时间尺度，是画家笔触的时间尺度，也是人们日常活动和思绪流淌的时间尺度。
夏威夷是比加拉帕戈斯更偏远的火山群岛，那里的鸟本来是一种旋蜜雀，但它们的后代迅速进化成了像加拉帕戈斯地雀一样的种类，甚至进化出了一种“啄木鸟”。类似地，大概400种外来的昆虫在这里进化出了10 000个夏威夷特有的物种，其中包括1种特殊的食肉毛虫和1种半海生的蟋蟀。除了1种蝙蝠和1种海豹之外，夏威夷没有原生的哺乳动物。
尽管在北美洲发现了比较古老的有袋类化石，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有袋类化石是发现于中国的中国袋兽（Sinodelphys），距今1.25亿年。该化石保存得非常完好，甚至连皮毛都保存了下来。另一个因为年龄而令人愈加震惊的化石是最近同样发现于中国的侏罗兽（Juramaia），它距今1.6亿年，目前被归为胎盘类哺乳动物，这使得有袋类/胎盘类的进化分歧年代深入到了侏罗纪时期。
现存的异关节动物只包括31种已知物种，即21种犰狳、6种树懒和4种食蚁兽。
当你再想起鸭嘴兽时，请忘掉鸭子，想想“猎迷”，想想AWACS，想象一只巨大的手通过远方的探针摸索着前进，想象在澳大利亚的泥浆里有电光闪烁，有雷声轰鸣。
在合适的条件下，河狸制造的湖泊可以绵延数英里，这可能使它成为世上各种基因生成的最大的表型。
赫恩在北美看到黑熊在水里游泳长达几个小时，像鲸一样大张着嘴，捕捉水里的昆虫。这个例子固然极端，但如果昆虫的供应量保持稳定，如果野外不是已经有了更具适应性的竞争者，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止自然选择将某种熊的结构和习性变得越来越适宜水生生活，让它们的嘴变得越来越大，直到造出一种像鲸一样的巨型生物。（《物种起源》，1859年版，第184页）
离开陆地并完全在水里生活，有点像是进入了外太空。而鲸在水里是漂浮的。海豹或海龟会回到岸上繁殖，但鲸不同，鲸从不停止漂浮，也从来不需要对抗引力。河马也会待在水里，但依然需要像树干一样短粗壮实的腿和强健的肌肉来支持它们在陆地上的活动。鲸完全不需要腿，确实它们也没有腿。可以把鲸看作完全从重力的暴政中解脱出来的河马。河马被困在陆地上，陷在一群偶蹄动物当中。
不过，这些实验确实可以充当一个警告，当我们看见化石在千万年间表现出某种明显的趋势时，不要天真地以为这是对某种稳定而持续的选择压力的反应。
《祖先的故事》
我会很高兴有“任何”模式自脑海中升起，因为最好的科学并非如教科书所言，由数学模式与各种试验组成。它产生于一种更原始的思维模式，在此科学追求者是利用过去的事实、新生的隐喻启示以及新近所见的混乱景象来激发思想。以此再接再厉地推演下去，将纷杂紊乱的思维理出崭新的模式，然后转化成各种模式与试验的设计。
独自静处适于厘清杂念，而非创造新念。天才就是那种遇到少数事物，就能把脑海中浮现的许多东西做出一个结论的人，这对其他的科学家不太公平。我的心仿佛飘进了无时间观念的汪洋黑夜，找不到下锚的港口。
这有如16世纪的野地，在内陆深处未曾有人探访过的地方，充满奇异、神秘的植物与动物。来到这么一个地方，虔诚的博物学家会寄一封长长的带有敬意的信函给皇室，细说新大陆的奇观，作为上帝荣耀的见证。我的想法是：带着这种心态去看这片雨林，现在仍然不算晚。
雨林就像古老地图上，空白海域中隐藏的无名岛屿，像从海面远观逐渐沉入深处的暗礁浮映出的黑影。
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希冀不会揭发所有事情的真相。我们冀求我现在所在的这么一个黑暗雨林世界，永远存在。
在雨林的7天中，我已将遥远高空中隆隆的飞机声，从让人厌恶的大都市怪物，蜕变为我们人类延续的标志。
这些在心中轻轻飘荡的想法只能感触到，却难以目睹。偶尔它们沙沙地弄响枝叶，留下一个淹水的兽迹以及一丝气味，激起我们一刹那的兴奋，而后便消匿无踪。大部分的想法是白日梦，会消退成一个情绪化的残痕。一流的科学家终其一生，冀望能攫获与表现数种概念。
科学史上的第二条规则：这个新观念也会像大地之母一般，倍承若干重大的撞击。观念如果够好，就能留存，虽然可能历经修正。观念如果不够好，就被淘汰——这常在最先提出理论者过世或退休的时候发生。正像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说过的关于经济学的名言：“葬礼一个接着一个，理论也一步跟着一步地前进了。”
《缤纷的生命》
倘若有什么植物妨碍了我们的计划，或是扰乱了我们干净齐整的世界，人们就会给它们冠上杂草之名。可如果你本没什么宏伟大计或长远蓝图，它们就只是清新简单的绿影，一点也不面目可憎。
老旧的垃圾场里，茂密的毒参从碎石中钻出，茁壮地生长着。爬着小虫的喜马拉雅凤仙花散发出清洁剂的清香，几乎把脚下的废玻璃瓶遮得严严实实。来自中国的醉鱼草长得足有30英尺高，好几种植物都层层叠叠地被它笼在身下。虎杖来自日本；开着洋红色花朵的宽叶山黧豆则来自地中海；曼陀罗开出的鹅颈花朵精致美丽，不过它们分布得如此之广，以至于我们已无法确知其原产地。在这几种植物之下，生长着更加不起眼的杂草，它们默默地装饰着铺满塑料和玻璃的土地。这里还有用来做苦艾酒的艾草，还有三种茄科植物；款冬的叶子是马蹄形的，刺缘毛连菜的叶子则布满斑点，就像刚被工业用酸喷过一样。孜然芹、张牙舞爪的葫芦和起绒草在这里长成一片——这幅景象除了在这种废弃之地可能出现，在英国别处是绝对见不到的。
无论什么植物长在如此残破不堪的地方都会变成杂草。它们被生长环境背负的罪名连累，长在哪里就被认为与那个地方是“一路货色”。那些从垃圾堆中萌芽的植物，自己也变成了某种垃圾。植物垃圾。
自从《创世记》将“荆棘和蒺藜”作为人类在伊甸园中犯错后的长期惩罚，杂草们似乎就背上了许多超出自身本质的东西，人们常常忘了它们就像细菌一样，只是随处可见和不言而喻的普通生物，而非什么文化符号。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倾向于从可用性的角度出发，将杂草简单地定义为“优点还未被发现的植物”。
但在2008年，我走在勒弗村的羊肠小道上时，犹如身处国际植物园中。墙上和路边是已经适应当地环境的小花凤仙花（来自俄罗斯）、橙色凤仙花（来自北美洲）、喜马拉雅凤仙花（来自喜马拉雅山脉）、倒挂金钟（来自智利）、醉鱼草（来自中国）、小蓬草（来自北美洲）、苏门白酒草（不是来自苏门答腊，而是南美洲）和雄黄兰（原产于南美洲，后由一个法国人培育）。
怪不得亚述人把虞美人叫作“土地的女儿”，它在人类记载中的第一个名字——苏美尔语中的papa——被使用了6000年都未曾更改。罗马人认为虞美人是他们的谷物女神刻瑞斯的圣物。献给刻瑞斯的花环就是由虞美人和麦秸编织而成的，虞美人的种子还是祭奠仪式中的祭品，用以保证来年谷物丰收。即便是在基督教气氛浓厚的中世纪英国，农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种美丽又固执的杂草的同时，却也非常尊敬它。虞美人有许多古老的方言名，如“雷花”和“闪电花”，反映了当时人们迷信虞美人不能采摘，否则会引起风暴的说法；这些名字的意思也可能是只要田地里有虞美人，作物就不会受暴雨侵害。（诺森伯兰郡的说法是，如果采摘虞美人的过程中有花瓣掉落，采摘者被闪电击中的概率就会增加；“这可不代表小心点风险就更小，”实诚的民俗学者G. 约翰逊评论道，“虞美人花瓣很容易掉落，这是众所周知的。”）
早在中东地区的宗教传入英国之前，新月沃土的杂草就登陆了英伦大地。从地中海东部来的第一批新石器时代移民者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登上了英国的南岸，这时候英吉利海峡已经形成了几千年。他们把小麦和大麦装在罐子跟皮囊里带来，其中就混杂着一些从未在英国出现过的杂草的种子。在对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新石器遗址进行挖掘时，人们找到了虞美人、烟堇、白芥和野芥菜存在的最古老的证据。到了欧洲的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500年），杂草大军中又加入了琉璃繁缕、卷茎蓼、藜、毛连菜、遏蓝菜和欧荨麻。
索尔兹伯里教授一共记录了126种。这是一场杂草风暴，那片轻掩在野性自然之上的文明是多么单薄。伦敦人对于已经受伤的故乡又受杂草的侵犯到底做何感想？说到底，这并非是英伦野蔷薇在混乱中开拓、崛起并达到顶峰的盛世景象，而是机会主义者、植物世界中的乌合之众揭竿而起的暴乱。因为从杂草的角度来看，伦敦大轰炸就像是一次大规模的松土。
无论我们对脚下的土地做什么，它们总会跑来添情增趣。最重要的是，它们利用了我们搅乱世界、打破所有常规的时机。
千屈菜是英国最美丽的花卉之一。约翰·艾弗莱特·米莱斯在画作《奥菲莉娅》中描绘了奥菲莉娅溺死的场景，河岸上那一束束洋红色的花枝正是千屈菜。这种花优雅含蓄，喜欢长在溪边或沼泽地，很少走远。它的英文名直译自拉丁文Lysimachia，意为“冲突的拯救者”，而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认为千屈菜对平静和谐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把它放在易怒公牛的牛轭上，便可平息怒气”。
《杂草的故事》 理查德·梅比
看着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非凡画作《大片草地》（1503），你会看到想象力突破了那个时代的艺术窠臼和文化束缚，把这杰作向前推进了3个世纪。这是倾注了敬意与关切画出的一丛杂草，仿佛画笔下的它们是天堂里的花。作品的结构即植被本身的结构，好像丢勒只是随意在土地上那么一铲，然后把铲起的这块草皮变成了画的框架。画的近景是三丛宽叶车前，这种杂草紧跟着人类的足迹遍布全球，追随之执着紧密，从它的别名“路旁草”和“旅人的脚”中可见一斑。簇拥着宽叶车前的是一束束草地早熟禾。两朵蒲公英已过了花期，但花柱上依然缀着少许黄色并向左倾斜着。画的最后方——也是全画中唯一一种不算常见的植物——几叶虎耳草茴芹在前方重重叠叠的草叶背后，只隐约可见。你观察这片植物的角度并非自上而下，也非其他常见的居高临下的人类视角，而是自下而上。作品下方几乎被斑驳的泥土填满，杂草扎根泥土中的情景清晰可见。最高的植物超出了画作的上缘，仿佛它们是高耸的大树，以树荫庇护身下矮小的同类们。整幅作品不但在视觉上优美典雅，还具备准确无误的科学性。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组成元素——从脚下潮湿的泥土到高处即将飞散的种子——都紧密相连。
仲夏节当晚，乡村点起盛大的篝火，成捆的野生植物被丢向明亮的火焰。这些植物大部分都是农业杂草，其中包括贯叶连翘、南茼蒿、虞美人、春黄菊、艾草、新疆千里光、车前草和马鞭草。时值夏至，太阳在沉入漫长冬季前最后的爆发使它看上去像是要长明于空中，夜晚如此短暂，仿佛要与白天融为一体。对中世纪的人们而言，这一刻人类与自然——以及凡间与仙境——之间的界限可能模糊了起来。仲夏时节，未来可以被窥见，来年定会风调雨顺。
被选作燃烧物的植物本身要能够反映出太阳的魔力。它们大多是夏日开花的品种，白色、红色或黄色的花朵对应着太阳的形与色。贯叶连翘英文为St. John's wort，意为“圣约翰之草”（在基督教出现以前这种草所使用的名字已经遗失），这种植物就是典型的可以作为太阳之映象的草。它开在盛夏，花朵为明黄色，呈星状。它的另一个特点更让中世纪的人们认定它代表着太阳那赐予万物生命的光芒。它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有透明的小圆点（这一特点也被用在了它的拉丁学名Hypericum perforatum上，其中perforatum就是“洞、孔”的意思）且正冲着天空，太阳光穿叶而过落在地上，仿佛春日树林中斑驳的树影。
毫不出奇，几乎所有这些写实画的描画对象都是常见、易得且好认的杂草。这其中有车前草、马鞭草、薄荷，还有华丽舒展着莲座丛叶的蒲公英（草药书中治疗尿路疾病的良药）。春黄菊的花蕊像一个可爱的黄色茶壶套，它们的三瓣叶和红三叶草般紧凑的花枝都是很难认错的特征。有些作品的技巧十分纯熟，比如林地水苏（书中治疗割伤和溃疡的草药）复杂的唇形花朵就被绘制得精巧细致。但最不同凡响的一幅要数黑莓，书中说，要是被可怕的巨蛇咬伤，便应以这种多刺植物入药。历经900年，画中一簇簇的黑莓果实看上去依旧那么美味诱人，有种几乎要滴下水来的鲜活感。如同在乡村常看到的黑莓一样，每一个枝头都有几颗没成熟的红色莓果，而颜色较深的核果中央则画着一个蓝灰色的点，完美呈现了熟果的光泽。
与“精灵之击”关系密切的是“飞行的毒液”（flying venom），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9种圣草为基础编写的咒语或熬制的汤药，这9种圣草中包括好几种为人熟知的杂草：艾草、车前草、西洋菜、春黄菊或洋甘菊、药水苏、异株荨麻、细叶芹、小茴香和野苹果。
修道院和大学都是筑有高墙的地方。墙内有他们的植物园，也有他们的知识，这象征着他们向外界宣告这里才是智识之权威所在。当然，那些有潜力成为杂草的植物都对边界怀着轻视。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是1120年阿普列尤斯《植物记》的成书之地，那里的断壁残垣如今还在，并且上面缀满了杂草。有些是比较新的品种（比如醉鱼草），这表明这些墙不但是出逃的踏板，也是入侵的桥梁。但有些品种——如短舌匹菊（用以治疗头痛）、白屈菜（用以治疗眼疾）和糖芥（用以治疗溃疡和帮助“臀部的砍伤或裂口”愈合）——可能是900年前就已经长在修道院药草园里的植物。如今所有这些植物都能在全英国的石料场和垃圾场轻松找到。
《杂草的故事》 理查德·梅比 陈曦 译
